非洲疫情是否如张文宏所言?
2020-05-27 2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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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前一、两个月

随着印度和非洲地区开始出现病例,

以直言著称,未见带货的

医学教授张文宏感到担心:

“当印度和非洲出现更大(规模)的流行,

大量病例增加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切地说,

it’s really a disaster !(这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不过,有幸而未被张教授言中。

事实上,印度与非洲

眼下的疫情基本可控。

印度因冠病死亡人数四千三百多,

比印度死人多的国家不少:

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比利时、

墨西哥、德国、伊朗、加拿大、荷兰、土耳其

(以上按5月27日更新数字,降序排列)

非洲的54个国家,

虽然全部在病毒的攻势下沦陷了。

但是情况是否很恶劣呢?

看下图中粉红的非洲

累计确诊数量很少哦:

据非洲疾控中心5月22日通报,

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0万例,

累计死亡3100多例

确诊人数显然与检测手段有关,

所以仅从“确诊人数”比较难评价疫情是否严重。

但我们可以从中国援助非洲抗疫的医疗队的见闻

窥见一斑:

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祖国

埃塞俄比亚政府邀请,

(埃塞俄比亚是非盟总部和非洲疾控中心所在地,

也是世卫组织驻非盟总部所在地)

4月16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曾勇受命担任领队,

与其他11名四川省医疗专家,

(本博:正好13人。

埃塞六成以上人信仰基督教)

携带中国政府捐赠的医疗救治物资支援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

5月12日上午,中国援非抗疫医疗专家组在完成任务后乘包机返回成都。

曾勇在接受界面新闻就相关问题专访时谈到: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埃塞和吉布提疫情都处于可控状态。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我们专家每晚都会开会讨论方案建议,希望能够给到符合当地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而不是照搬中国经验。

界面新闻:非洲医疗物资情况怎么样?

曾勇:埃塞俄比亚人口超过1亿,吉布提不到100万人口,肯定是埃塞俄比亚医疗物资要紧张得多,吉布提我们判断是够的。

我们去的时候带了一部分物资,走的时候也把没用完的自用物资留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医务人员的防护意识不够,很多人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不仅是防护物资稀缺,医务人员对于医疗物资的使用也不规范。埃塞俄比亚定点医院的医生防护是做的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到了收治疑似患者的地点,医护人员都要问我们如何穿戴防护品。

界面新闻:中国医疗队此行带来哪些物资?

曾勇:除了呼吸机和核酸试剂我们没带,其他医疗物资都带了,包括防护服、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隔离衣、手套、帽子。实际上,我认为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也用不上呼吸机

(本博:医疗队不可能带太多的物资,但直到回国都没用完。可见,埃塞的疫情并不严重。)

界面新闻:所以更多时候,他们的重症病房是空着的,呼吸机也处于闲置状态?

曾勇:他们也有呼吸机,一个大的房间里有5个重症监护室,配备了5台呼吸机,但他们不是中央供氧,而是用氧气瓶。我记得有次我们参观当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刚好一个重症患者离世,整个重症监护室就没有病人。

吉布提的平均住院天数很少,病人平均住院只有9.5天,所有收治的患者中90.96%是无症状感染者,9.04%是轻症患者。这些集中隔离管理的病人也不用输液,平时都在晒太阳。

(本博:90.96%+9.04%=100%哟)

界面新闻:为什么非洲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更多?

曾勇:我觉得年龄结构、气候条件有一定关系。第一,非洲国家的整体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具体到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龄,我们四川省500多例患者的平均患病年龄57岁左右,非洲的患者年龄中位数大概在30岁左右。第二,非洲的高温不利于病毒的传播和存活,吉布提非常湿热,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海拔2400米,属于高原,这种自然环境不利于病毒的复制和传播。我们四川省道孚县也有病例,道孚的自然环境跟埃塞首都比较像,那边的病人也是轻症为主,很快就出院了。

界面新闻:病房条件很简陋,如何进行消杀工作和院感控制?

曾勇:消毒剂这些都有,我们也会告诉他,配备多少含毒浓度的消毒剂。埃塞俄比亚首都的定点医院,大概比中国县级医院的条件还要差些——没有自来水、经常停电。对于医疗废物的处理也成问题。定点医院的医疗废物均采用焚化炉焚化,但是焚化后的灰烬没有及时运走,就装在一个大的集装箱里,容易造成污染。

吉布提多家医院发生了院内聚集感染的情况,如社保局中心医院300医护人员有40人感染,阿拉伯医院250名医护人员,有50名感染,这与吉布提医护人员的整体防护意识不足有很大关系。很多医护人员的N95口罩佩戴存在问题,贴合不紧密,穿脱防护服时的顺序及步骤存在院感风险。

例如,该院一位医生在尚未脱下防护服的时候就取下了N95口罩,把自己暴露在污染物之下。从我们的观察看,这些员工还是缺乏足够的院感防护相关培训,甚至有部分清洁工在没有足够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用手抓取被污染的防护物资放进垃圾桶。

界面新闻:非洲核酸检测能力不足,可能无法做到应检尽检,这方面可以如何提升?

曾勇:埃塞俄比亚因为人口多,采样和检测能力比较有限。目前定点医院能够自己采样,其他隔离地点还是需要疾控中心派人来,我们也告诉他们要培训自己采样。

目前埃塞只能在国家疾控中心检测,送病毒样本就要几个小时。我们提出要扩大核酸检测能力,至少定点医院实现自主检测。据他们卫生部部长介绍,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跟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商量在生产试剂,扩大检测的样本。吉布提的检测能力还可以,官方跟我们说的数据是,每天可以检测5000份,从我们的观察看,至少2500~3000肯定没问题。

(本博:从确诊患者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以及轻症的情况看,是否有必要应检尽检?)

界面新闻:疾控中心人手够吗?

曾勇:人手肯定不够用,埃塞俄比亚卫生研究所(EPHI)(类似于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为方便理解,以下简称“疾控中心”)虽然有一个快速反应小组,但是效率很低。我们问他,你把这个结果拿到疾控中心大概需要多久,疾控中心说两天可以出结果。我们找到定点医院问,他们说需要一周到10天。我们到隔离中心去,原本隔离人员14天满后就可以走了,但有的人要关3、4个星期,因为核酸检测结果迟迟未能出来。

界面新闻:如何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

曾勇:埃塞俄比亚对于密切接触者管理还是做得比较好,他们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几个校区设置为隔离中心,用来隔离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收了1500多人。条件自然是比较简陋,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每层楼共用1、2个公共卫生间,免费提供三顿餐饮。也有条件较好的宾馆,但是需要隔离对象自行交钱。

这些措施在顶层设计上很好,但是实际操作中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贯彻落实。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定点医院确实遵循“一人一个房间”的隔离要求,但是没有专人负责管理,导致关在里面的隔离对象互相串门,甚至晚上还有一家人睡在一起的情况。非洲对于疫情管控是强势的,隔离房间外面有警察持枪站岗,但不会进入房间。警察没有防护物资,也害怕被感染,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让这些人逃跑。

吉布提对于密切接触者管理的问题要大一些,很多时候我们都分不清当地反映的情况是真是假。

我们后来专门给吉布提总统写了意见,包括回国以后的两次报告都专门提出加强密切接触者和康复患者的追踪管理,这两天我们看到吉布提的每日新增病例数,确实比前几天多了一些,吉布提也根据我们的意见推迟了全国解封的日期。

界面新闻:非洲国家在用药方面跟中国有什么异同?

曾勇: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都是使用氯喹和阿奇霉素。中国自己也用,但是对氯喹比较谨慎,担心副作用比较大。非洲国家可能因为长期的抗疟疾经验,药物的毒副作用似乎不是很大。实际上现在治疗新冠没有特效药,我们也没有专门推荐中国用了哪种方法,但是早期的使用抗病毒药物,可能比较利于患者核酸转阴。

(本博:非洲长期使用氯喹与阿奇霉素,是否非洲冠病发病率低而轻的原因之一?)

界面新闻:会不会面临药物短缺的问题?

曾勇:药物没问题,氯喹这些药物他们应该是长期储备的,毕竟疟疾是一种当地熟知、经常出现的传染病。

界面新闻: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

曾勇: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72岁的病人,这在非洲已经算非常高龄了,用了氯喹以后心跳停了,我们判断此次心脏骤停主要原因是氯喹本身的毒副作用导致。当地检查条件有限,患者入院时没有做心电图和CT,我们专家拿着患者的胸片看,认为他可能有一点心肺基础性疾病,这是老年人的常见情况。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个病人通过插管治疗后被抢救过来了,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这个案例提示我们,虽然非洲应用氯喹的经验很丰富,但是氯喹的副作用加上老龄,可能就会引起心脏骤停,所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氯喹还是要慎重,要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在平均住院时间只有9.5天的吉布提,我们也遇到了一位“非常规”患者,这个病人是吉布提第一例本国籍病例,从巴黎返回吉布提,住院50多天才转阴。一家人都是被他传染,现在都康复了,但是他还没康复 ,同时他有糖尿病,血糖也控制得不是很好,再加上家属回去了,他有些焦虑,影响了病情。我们分析,很多患者有基础疾病,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很难转阴。

界面新闻:如何对出院患者进行管理?

曾勇:对于治愈者的管理,我国要求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后还需集中隔离两周,但是吉布提的患者出院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分享中国经验时提到,有10%左右的患者会再次复阳,当地出院的患者未再进行追踪及再次核酸检测,这对于吉布提会是一个防控漏洞。后来他们发现个别患者有这样的情况,就开始按照中国的经验实行管理。

非洲还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界面新闻:专家组从埃塞俄比亚转战吉布提,这个时候援非经验已经成熟了吗?

曾勇:我们刚开始到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国家抗疫还是比较茫然的,虽然有制定详细计划,但是没有实践经验,我们专家组成员也没人去过埃塞俄比亚。我们到了之后先跟大使馆交流,对于即将开展工作有一个初步了解。这之后,我们再向卫生部、疾控中心的官员了解当地情况。最后,我们走访了当地的定点医院和隔离中心。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非洲人一些思维方法和工作方式,很多工作效率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每天晚上我们要开讨论会,撰写日报发给国家卫健委。

很多时候,非洲医生问我们的问题都非常前沿,这些问题科学都没有解决,所以我们晚上还会复习文献做成读书报告,再讲给他们听。我也经常和医疗队其他成员讲,专业才是王道,你只要专业水平高了,讲出来的话才具有信服力。我们也跟非洲同行交流如何做临床科研,提供课题思路,他们有些患者同时感染疟疾和新冠,我们也鼓励他们,这种病例很少,可以向世界发表、分享吉布提的见解。

界面新闻:很多人关心,为什么非洲疫情并没有再迎来更大规模的爆发?您对接下来的复工复产有何建议?

曾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复工复产的问题更加紧迫。因为非洲经济本身比较落后,长期下来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所以加强口岸管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埃塞俄比亚对于输入的管理做得比较好,凡是入境必须隔离14天,但是埃塞俄比亚的空运在整个非洲是比较松的,疫情期间也没有停航。

吉布提是直接封锁了边境,它的第一例病例也是从西班牙输入的。我觉得管好输入性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再加上气温越来越热的自然优势,我不敢说非洲一定不会爆发,但应该会在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管理。非洲不可能像武汉那样重现病例后就对全民做核酸检测,非洲做不了,只能和新冠病毒做拉锯战,但是基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我认为既不会大规模爆发,也很难完全消灭,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状态。

界面新闻:您回到成都之后,这段时间主要忙哪方面的工作?

曾勇:入关的时候,我们已经查了一次核酸,第四天在隔离酒店又查了一次,等到第13天还要再查第三次核酸,如果均为阴性,我们5月26日就可以解除隔离回家了。

隔离期间,我们把非洲经历总结梳理成文,也利用这两周的时间补充专业知识。我们医疗队有12个人,第一次核酸检查阴性后就可以见面了,平时一起散散步、打乒乓球。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能够比较充实一点。服务员开始都是穿着防护服,第一次核酸阴性以后他们就只带口罩了,我觉得距离隔离结束重新投入医院工作已经不远了。

(本博转载界面新闻有删节)

援非是否用了“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

可能没有。

曾院长说了实际上现在治疗新冠没有特效药,

我们也没有专门推荐中国用了哪种方法。

张文宏教授也从来没推荐过什么药方。

关于卫健委推荐的“三药、三方”,

最近似乎有好消息传来:

在《植物医学》上发表的有关连花清瘟胶囊作用效果的文章
作者了得:
钟南山、以岭药业属下的附属医院院长,还有李兰娟和张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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