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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7年4月。
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李银河收到王小波发给她的一封电子邮件:
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
4月10日,王小波去了郊区的住处。
晚上11点半,有邻居听到两声痛苦的惨叫。
第二天下午,一直不见他出门的邻居们推开房门,
发现小波倒在地上,已因心脏病猝发死去多时。
他最后的姿态是这样的:
面顶墙壁,身体弯成弓形,
室内的白灰墙上留有他牙齿咬过的痕迹,
牙缝里还留有白灰。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66岁了。
2
1996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香港即将回归,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有一位名叫钟晓勇的青年,
一口气买了三本《中国可以说不》,
自称“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
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
有一天他看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
《百姓·洋人·官》,开始觉得自己的情绪有点不靠谱,
并且逐渐开始认真思考民族,
政府,国家和个人的那些事儿。
后来他加入了南方周末,成为一个成功的专栏作家。
钟晓勇的笔名是:连岳。
另一天,另一位青年张海鹏去上厕所。
便秘让他不愉快,
可随手抄起的一本书却让他感受到阵阵快乐的袭击。
仿佛阿基米德在澡堂子里发现了浮力定律,
他差一点提着裤子狂奔到街上。
这本随手抄起的书叫《黄金时代》,
上厕所青年后来的笔名是:冯唐。
他们看到的文章,作者是同一个人:王小波。
3
王小波送给妻子的童年照片
王小波少年时的一个深夜,他被烧东西的气味惊醒,
看到一幕永生难忘的情景:
多年潜心哲学史写作的父亲正拿着自己《人类思维史》的手稿,
一张一张地向火盆中丢去。
彼时,思维是不能见容于世的。
十六岁时,王小波上山下乡,
成为云南兵团的一名知青。
后来又到母亲的老家山东牟平插队,
见识到更多的荒谬与不可思议的贫穷与苦难。
与沉默,顺从的大多数不同,
他的内心一直游离在主流之外。
有个秘密令他惊恐万状,
这就是自己“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
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的应有水平”。
在金水河畔见到伟大领袖,
别人欢呼雀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他却无法融入这激荡的情绪场,
恨不能马上昏厥过去以掩饰自己。
他开始偷偷地写作 。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4
1973年,21岁的王小波回到北京当工人。
国家恢复高考了,1978年,他考入人民大学。
当时他已显露出很高的文学天赋,
却选择了报考理工科的商品学系。
他想学习理工科知识,补足思维训练的重要一环。
这对他今后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莎士比亚故居,小波最喜欢的照片
智性,是王小波作品的重要特点。
他说: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
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将道德与知识混为一体,
以至关注社会时往往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陷入说也说不清的尴尬境地。
而王小波则以科学为基点,
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这些问题,
势如破竹,往往能奏令人直呼痛快之奇功!
他反教条,反对设置他人以及愚昧盲从,
反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的泛道德化,
对“瞎浪漫”给予毫不留情的讽刺挖苦。
低智、偏执、思想贫乏在他看来是最大的邪恶,
如堂吉诃德一般,
一见到邪恶的影子他就主动举起长矛跳出来挑战。
比如,关于“漂亮”,他这样说:
在革命时期里,漂亮不漂亮还会导出很复杂的伦理问题。
首先,漂亮分为实际上漂亮和伦理上漂亮两种。
实际上是指三围,伦理上指我们承认不承认。
假如对方是反革命分子,不管三围和脸如何,
都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犯错误。
因此就有:
1、假设我们是革命的一方,对方是反革命的一方,
不管她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堕落。
2、假设我们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方是革命的一方,
只要对方实际上漂亮,我们就予承认,以便强奸她。
…从上述讨论就可以知道,在漂亮这个论域里,
革命的一方很是吃亏,所以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
以逻辑严密的王氏推理,隔山猛打假大空之牛。
智慧,是他生活的源动力之一。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
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5
王小波的小说里有很多性爱描写,
他在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地用“爱情”,
特别是“性爱”,公开挑战革命逻辑。
他的作品中,性爱被赋予超凡脱俗的主体价值,
进而成为“人性再启蒙”的重大伦理支撑点。
通过宣判其无罪并宣扬其美好,
也就认可了自然人性的价值,
完成人性回归的启蒙。
在以他的知青生活为蓝本的小说《黄金时代》中,
漂亮的下乡女医生陈清扬,只因长得漂亮,
就被污为“搞破鞋”(不正当男女关系),
并因此受到种种打压,在有口难辩之下,
女主角陈清扬干脆跟男主角知青王二真的搞起了破鞋,
一边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运动,
一边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进行一场场地动山摇的性爱,
甚至白天的批斗更加助长了夜晚的情欲。
虽然政治气氛苦闷压抑,
虽然作为人的尊严被剥夺殆尽,
但至少他们还保有使用自己身体和投入情感的基本权利——
那就与自己喜欢的人做爱,在清风明月之间,
在政治斗争的间隙里,大行云雨,放纵快活,
如动物般纯粹,如清风般自由。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压迫者们显得可怜。
因为他们没有自在的生活,没有内心的自由。
王小波说,智慧、有趣和性爱,
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三件事。
6
关于利他,王小波说,
他一开始是信奉的,
但后来有一天忽然想到,
如果你为我活着,我为你活着,
那大家岂不是太累了。
由此,他回到了“利己”上。
关于集体主义,王小波讲到一个登峰造极的例子:
洪水来了,一个青年去抢救集体的一根电线杆,
结果被淹死了,于是大辩论开始,
人们争论青年这样做值不值,
最后上头说,别说是电线杆,
就是集体的一根稻草,都值得这样去抢救。
不利他,不集体主义,那怎么办?
就要回到真正的个人主义上来,
不再把精力集中到观察别人道德不道德上,
而是集中在个人的智慧、乐趣和性爱上。
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哥哥问弟弟,如果杀死一个小女孩,
整个世界就可得救,那么可不可以这么做。
弟弟犹豫了一会,小声但坚定地说:“不可以!”
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去侵害任何一个个体。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或许王小波是秦统一后,
我们这个民族中罕见的一个“大写的人”。
他这么认为是由于,因为利己主义,因为集体主义,
我们民族的著名文人,都远远做不到为自己而活。
我们民族的知识分子的通病,
深深激昂而悲愤地活给民族、活给国家、活给父母、活给帝王……
当背负上这些强加给我们肉身的额外重量之后,
我们就远离了仅仅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王小波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仅仅作为一个人,就有多美,
因为我们可以享受智慧、享受乐趣、享受性爱……
他给了我们一个更小的立足点,但你站在这个立足点上,
会更踏实,更坚定,更能触及生命本质。
也能更好地触及这个世界。
7
然而,生前的王小波,是寂寞的。
念大学期间,他发表了处女作。
毕业后他在高校任教,同时业余进行写作。
他的小说长时间仅仅在小圈子里有自己的读者。
王小波为人所熟知,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
发表的充满智慧与黑色幽默的杂文。
1991年,以知青生活为蓝本的《黄金时代》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这是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
王小波用奖金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座小房子作为写作间。
之后,他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京郊写作室电脑旁,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出自这部电脑
相比杂文,他最看重的是小说,并打算以此立身,
可是在内地文坛体制却遭到了冷遇,甚至连出版都很困难。
他从未谋求进入作协,所以主流文坛对他也几乎失语。
王小波的头号粉丝,是他的妻子李银河。
谈恋爱时,李银河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工作,
和别人合写的一篇政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
收到成麻袋的读者来信,可谓前程似锦的政治偶像,
而王小波当时还只是个工人。
李银河是因为拜访王小波的父亲从而认识王小波的。
两人的地位天差地别,
可是心灵和智力上却有种难以言传的互相吸引。
决定性瞬间是这样的:
一次聊天时,王小波突然问:“你有朋友没有?”
李银河没有男朋友,如实相告。
王小波又问:“你看我怎么样?”
骑士就是这么浪漫,率情率性。
婚后两个同样鄙视世俗生活的人把日常生活过得极其潦草。
一次亲戚来做客,王小波想泡杯茶,
伸手去拿厨房餐桌上的杯子,一拿没拿起来,
二拿还是没拿起来,第三次运足力气,
吱啦一声,总算拿起来了——
原来杯底已被积年的油垢黏在桌面上。
后来李银河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留学机会,
王小波前往陪读,在同一所学校的东亚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
留学生活很清苦,需要课余打工挣生活费。
李银河逐渐不让王小波打工,
劝他把宝贵的时间放在写作上。
她说:“我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
这个模式和大导演李安夫妇有点象。
在美国时他们四处穷游,还游历了欧洲,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王小波写作的宝贵养料。
周游列国
8
在王小波身上,集合了诸多矛盾。
其一,一米八七的大高个却先天缺钙,
以致于无论站着坐着总是松松垮垮歪歪倒倒,
倒是颇符合其自由主义精神。
其二,长相难看,却内心浪漫。
这个晦气脸色的大汉谈恋爱时是这样写情书的:
“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
一点一点的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迷死人不偿命。
其三,笔头犀利,生活中却毫无攻击性。
他不愿跟人打交道,尤其不愿起争执。
象买东西退货,联系出版社之类的事,都靠李银河出面。
他的奇思妙想与讽刺挖苦,于日常生活没什么实际用处。
其四,肺活量惊人,心脏却有缺陷。
王小波出生那一年,正值父亲被划为异己分子,
突如其来的厄运使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导致腹中胎儿先天心脏发育不良。
王小波的照片中,常常嘴唇发紫。
这件事最终要了他的命。
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发给同学的,
他说:“我辈现在开始说话…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生前最后一份合同是和王朔签的,
王朔签下了他小说的出版权,
书名一栏写着“下一部长篇小说”。
这份充满英雄气概的合同因为小波的猝死而没能执行。
他的小说中常常有关于刑场、酷刑的浪漫化诗意化描写。
殊不知这种贯穿他整个创作的死亡叙事,
也延伸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黑格尔说,你可以把黑暗中的一棵树当作人,
但你一旦看清它是棵树,就没法再把它看作一个人。
这就是说,思想从简单到复杂是一条不归路。
他是那个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仿佛暗夜中的星光,刺穿重重迷雾。
难道冥冥中,以盗取圣火的普罗米修斯为先例,
所有的时代启蒙者,都终将遭受酷刑,
以受难者的姿态,陈列于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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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寂寞,死后哀荣。
在他的身后,
《黄金时代》等众多作品成为严肃小说里的超级畅销书,
杂文 集也一版再版,
他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荣获阿根廷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
“王小波”三字在读者中成为一个接头暗号,
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很多人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并组成一个大联盟。
身为“自由主义”的旗手,如果有一天,
曾经的启蒙已变成普世的常识,
“自由主义”不再是梦想,
王小波,我们的欢乐英雄,
这定是他最高兴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