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著文《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中的部分内容

新冠肺炎是一次系统测验。亚洲对疫情的处理显然比欧洲更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只有少数几例感染，台湾地区报告了108例，香港193例。另一方面，德国在短期内就已有14481例（截止至3月19日）。韩国、日本和中国都已经渡过最艰难的时期。

亚洲人动用了大规模数字监控来对抗病毒，他们相信大数据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有巨大潜力。

可以说，在亚洲不仅是病毒学家或流行病学家在抗击病毒，信息科学家和大数据专家也尤为重要。欧洲尚未认识到这种范式转变，数字监控的辩护者将宣称大数据能拯救人命。

在亚洲几乎没有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即便是在日本、韩国，人们也很少谈论数据保护，没有人反对疯狂的行政数据采集。

……为数众多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其中一些具有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甚至可以记录下脸上的痣。配备人工智能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可以在公共场所、商店、街道、火车站和机场观察和评估每个公民。

整个数字监控基础设施现已证明其在控制流行病方面十分有效。当某人到达火车站，他会被测温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果他的体温太高，与他同在一辆火车车厢里的人会在手机上收到自动通知。监控系统知道谁坐在哪里。

社交媒体上甚至有报道称，无人机也被用来实施隔离，当有人偷偷打破隔离，一架无人机出现会并命令他们回家，也许它还能打印出一张罚单飘到那个人身上——谁知道呢。这在欧洲是一种反乌托邦情形……

……醉心于数字化。这种局面也有其文化背景，亚洲流行集体主义，没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己主义，后者在亚洲当然也很猖獗。

在对抗病毒方面，大数据显然比欧洲目前无意义的边境关闭措施更有效。然而由于数据保护，欧洲不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

……知道我在哪里、我遇见谁、我做什么、我在找寻什么、在想什么、我吃什么、买什么、去了哪里。将来等到有可能时，体温、体重和血糖水平也将被知晓。数字生物政治学和数字心理政治学将活跃地管控人类。

……成立了成千上万的数字调查组，它们仅凭技术数据就能追踪潜在的感染者。仅凭大数据分析，它们就能发现谁可能被感染，谁必须进一步观察、谁必须隔离。未来在于数字化，在传染病方面也是。从传染病的角度，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主权。主权者是掌握数据（控制数据）的人。当欧洲宣布紧急状态、关闭边境时，它凭借的还是旧的主权模式。

……数字监控为控制疫情发挥了全力。台湾地方当局同时向每个公民发送短信，以确定联系方式或通知人们受感染者去过的地方和建筑。台湾地区很早就结合了不同数据，通过人们的出行来查找潜在的感染者。

在韩国，在一栋曾有被感染者去过的楼里吃饭的人，都会在新冠应用程序上收到警告，被感染者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记录在应用程序中。人们很少关注数据保护和私人领域。韩国的每栋建筑、每间办公室或商店都有监控摄像头，想避开摄像头的拍摄在公共场所走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过移动数据和录像资料，可以生成受感染者的轨迹的完整概况。每个受感染者的行踪都被公布了出来，就连秘密的爱也可能泄露给公众。韩国卫生部有一个所谓的“追踪器”，日夜查看录制的视频资料，以描绘受感染者的活动概况并检测接触者。

来源 | 澎湃思想市场

撰文 | 韩炳哲

翻译 | 苏子滢

原题 | 为什么东亚对疫情的控制比欧洲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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