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的“2018世界科技创新论坛”，

汇聚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企业家、国际知名智库成员等，

把脉中国和全球创新议程。

8月12日上午，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应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的主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明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

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对科学的呼唤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

说起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为科学知识，

其实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

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

在我看来，

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

归根结底都是由科学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来说，

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基础研究薄弱，

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性成果乏善可陈。

你可以找出一千条原因，

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学精神缺失。

与科学精神缺失伴生的还有学术腐败、造假，浮夸浮躁等很多丑陋现象。

科学精神缺失的影响决不仅限于科技界，而是全社会的。

比如，与健康有关的谣言层出不穷，而且在中国特别容易流传。

《科技日报》每个月底拿出一个整版来辟谣，

还是辟不过来，因为谣言太多了。

可谓谣言满街跑，真相还没穿上鞋呢。

公众宁愿盲从某些“名嘴”关于敏感问题的臆断，

而不愿寻找和相信科学的答案。

诚信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社会，

而始作甬者也是科学精神的缺失。

大家知道，订约和守约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能够订约和守约的人必定是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

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么，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

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

独立的人格来自于被科学武装起来的强大内心，

依托于在自然规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质。

可以说，契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一对孪生兄弟，

它们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

《科技日报》2018年5月28日头版头条推出新专栏“科学精神面面观”。

开栏篇是本报记者的一篇报道《60万元“土豪保鲜针”扎出无知和愚昧》，

并配发专家点评，我写了开栏的话。

此后，我们又相继推出了“科学精神论场”“科学精神名家谈”

“科学精神连着你我他”等一系列相关栏目。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

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

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它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

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

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

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公众的意识深层。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它包括批判质疑，求真务实，

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等等。

特别要强调两点。

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划等号。

从长远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肯定是正相关的，

但在较短时期内却不一定。

缺乏科学精神的支撑，

你或许可以暂时取得一些科学成果，

但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二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

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崇尚、践行科学精神，

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

因为在一定条件下，

你依然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来。

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

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

“西学东渐”也是一个外来词，

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文化

两次传入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

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此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猛发展，

而中国尚处于蒙昧状态，从而形成巨大势差。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

也传播科学和技术，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所触动。

但总体上讲，中国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各个阶层，

对宗教和科学都是不买账的。

到了清雍正时期，开始禁教。

乾隆皇帝更绝，

干脆把传教士赶出了中国。

就这样，历时150年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无果而终。

和第一次西学东渐相比，

第二次西学东渐来得可不是那么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路，

把鸦片和科学一起打包，硬塞给了中国。

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鲁得很！

中国社会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术思想。

这一方面是慑于淫威，

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

今天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主张，

但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

因为人们满脑子都是“天朝上国”“华尊夷卑”的观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从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时间里，

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剧烈碰撞。

这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

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

经过西学的洗礼，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

社会变革也随之发生。

在此过程中，一些思想先驱应该被人们铭记。

他们是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鲁迅、陈独秀……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精神的认知也在探索中不断加深。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令，

其后国家又出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

并且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

然而，那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农兵。

特别是“文革”十年内乱让中国现代化进程遭受最严重挫折，

科技事业也走进了严冬。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

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并且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

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这些论断，

无疑表现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并且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今天看来，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讨论和厘清。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它们既有结合的一面，也有分离的一面。

汉语里合二为一的简称"科技"带来很多麻烦，

把人们搞糊涂了，

认为科学和技术差不多，没多大区别。

不仅普通老百姓这样认为，一些政府官员，

包括科技系统的管理工作者也这样认为。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它们的目标任务不同，

途径手段不同，因而管理方法也不同。

用管理科学研究的办法管理技术开发，

或者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

都是行不通的。

混淆这两个概念，

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

要是说科学是生产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条件。

首先，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但是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

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时代如此，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时代也如此。

一部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

那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情，迄今不过两百年。

其次，科学是分学科的，

也有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之分。

有些科学是生产力；

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

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

比如，数论研究的很多问题，

如果从实用角度看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孪生素数猜想“一旦被证实，

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改变。

但这些数论研究是不是科学？当然是！

很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

探索自然奥秘，它们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

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

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

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学，那是对科学的矮化。

举个例子。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一千年里，

由于封建割据和天主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

中世纪的欧洲贫困、落后、愚昧。

那时候的欧洲人把自然界许多无法理解、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

都归因于魔鬼或天使，因而常常感到焦虑、恐惧和不安。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又爆发了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随之兴起。

科学兴起的结果是祛魅。

这个词在英语里也很生僻，叫Disenchantment。

所谓“祛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破除迷信。

把魔鬼、天使赶走，用理性解释世界，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此之后，欧洲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正是由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学兴起，

直接推动欧洲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转型为世俗社会，

并开启了它近四百年的现代化历程。

由此可见，生产力这个“筐”里远远装不下科学。

今天的人们更应该超越对科学的这种功利化的肤浅理解。

科学能够做什么？它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大家经常说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其实，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学。

你尊重了科学，自然也就会尊重人才和知识。

这是一个标和本的关系。

弘扬科学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

它关乎我们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

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说，在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创新活动，

才是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

这是《科技日报》的办报宗旨，

我希望它也能成为我们的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