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自有皇（王）权，即有御医。

按常理，御医代表的是国家最高医疗水准。

但实际情况是，因为制度原因，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

比如，伴君如伴虎，“独到见解”常常等同于自招祸端。

据《明史》记载：

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

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张氏有孕，向太子道贺。

唯有一位名为盛寅的御医，认为张氏其实无孕，而是有病，

并开了一副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

张氏病情加重，无奈之下要求一试盛寅的药方。

朱高炽遂一面命人将盛寅关押，一面令张氏服药；

若张氏有发生危险，即将盛寅处以“磔死”酷刑。

万幸张氏服药后痊愈，盛寅也保住了一条小命。①

并不是每个御医都有盛寅这种好运。

同治皇帝死后，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职戴罪当差”。

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

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等，也全被革职。②

历史上甚至还发生过御医因担惊受怕而自丧性命者。

嘉靖年间“壬寅宫变”，明世宗差点被宫女杨金英等人勒死。

太医院院使许绅奉命急救，将皇帝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明世宗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后脚许绅就病重将死。

许在遗言里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意思是：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时，

自知若救不回来肯定难逃一死，故深罹“惊悸”，已病入膏荒。

稍后，许绅就病故了。③

客观医疗环境如此，为趋利避害、规避来自皇权的压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乐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从众诊断”——

随大流，寄望于法不责众，忌讳发表独立见解……等，就成了御医们主修的职业技术。

再如，宫中医疗章程，对御医而言是“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受人举荐，入宫给光绪帝看病，

曾很不解地问内务府大臣：“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帝看病，

分别诊断、分别开药，医生们之间不许互通讯息。

这种规矩，很明显是针对御医“从众诊断”这一自保之道而设。

针对杜钟骏的疑惑，内务府大臣的回答是：

“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

杜忧心将来皇帝的病治不好，自己可能要负连带责任，又找到工部尚书陆润庠发牢骚：

“我辈来此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

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

陆润庠的回答是：

“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杜钟骏于是默然而退。④

此外，因传统医学“千人千方”缺乏规范，

用药决策权最终往往只能归于“圣裁”。

晚清名医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后，

开下药方，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

稍后，李莲英传旨，太后认为“马文植所拟方药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

要大臣们商议，究竟该用太医院之前的药方呢，还是用马文植的新药方。

大臣们回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

慈禧随后颁布圣裁：“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

用太医院的药方，却让马文植主稿，这“圣裁”，可谓和得一手好稀泥。⑤

御医无权决定最终的用药，

药方的审核权在大臣和“圣裁”，

尚不是违背医疗规律之最极端者。

最让御医们手足无措的，

是“圣裁”常常亲自下手更改药方。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曾按照自己经验，

命令更换药方中的若干药材。

薛宝田等给慈禧太后议定药方，呈御览后，

慈禧要求将药方中的“续断”改为“当归”。

光绪帝改动药方更为频繁，

曾在御医开的药方中，

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药。

光绪不喜欢“杜仲、菟丝子”，

“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久病不愈令光绪帝对御医极为不满，

故时常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

他曾指示御医，“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等清凉养阴之品，

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⑥

作为传统医学的佼佼者，

御医的医疗水平究竟如何，

有很多案例可供参考。

比如，刘声芳在康熙、雍正两朝当了30年御医。

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医案，

发现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

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占了多数。

一名正黄旗二等侍卫和一名宫女，

在经刘声芳治疗后死亡，

刘因此受到了罚俸等处置。

刘声芳后来被废黜，

是因为被雍正认为“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

没能治好皇帝的病——

当时，雍正长期服用丹药，引起失眠、记忆衰退、神经质、食欲不振等症状，相当严重。

平心而论，这种重金属中毒，

也本非传统医学所能诊断和救治。⑦

鉴于传统医学的局限，现代医学自西方传入后，

清廷也开始对太医院进行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1906年，太医院初步制定计划，设立学堂，招收新生，

让他们先学“中西参用之医学”，再派到国外深造。

1908年，发生光绪帝驱逐御医事件，

因认识到“中国医理相延古法，并非专门科学”，

太医院加快了选派留学生的脚步。

按太医院的计划，留学生回国后，

“本院医务逐加改定，分设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⑧

可惜的是，计划尚未落实，清朝就灭亡了。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

中国最后一批御医们回归民间，成为普通郎中。

此后，这些前御医们及其弟子，鲜少再有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

现代医学（亦即通常所谓的“西医”），

取代了以“古法医理”为学术依据的御医，

成为高层政治人物的医疗首选。

（笔者注：中医、西医乃是一种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名称，

就学术层面而言，当作“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

下文凡涉“西医”者，均系指现代医学）

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学现代医学出身，

曾开设诊所，一生所用皆是现代医学。

蒋介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但在医学上也更相信现代医学。

西安事变中，蒋脊椎受伤，

戴笠推荐了杭州的一名中医，

称“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

但蒋并未采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楼医院“西医”郑祖穆的意见，

“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⑨

蒋身边医官，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

如吴麟孙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熊丸先后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华西医学院。

其中，熊丸从1942年起，除了两次出国外，

此后数十年都一直在蒋介石身边为他治病。

蒋信任这些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医官，

“与医生配合度很高”。

毛泽东去世时，

其医疗组全体医生在护理记录上签字，

签名者有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⑩

这些医生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

比如王新德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是神经病学专家；

陶寿淇曾留学美国，是心血管内科学家；

陶恒乐是心内科学家；

方圻先后就读于协和医学院等学校，是心血管病专家；

姜泗长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是耳鼻喉科专家。

              清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被媒体吹嘘价值高达2.16亿元

注释

①《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传》。

②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页。

③《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传》。

④（清）杜钟骏：《德宗请脉记》，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82页。

⑤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页。

⑥梁峻：《光绪皇帝与御医》，《北京中医》2007年第11、12期。

⑦张田生：《医疗与政治——清代御医刘声芳政治沉浮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⑧梁峻、曹丽娟：《清末太医院之整顿》，《北京中医》2007年第9期。

⑨皮国立：《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02、303页。

⑩余玮：《细诉伟人身边事——访“红墙医师”王新德》，《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