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村夫 f-210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承袭元制，以配户当差为原则，把全国居民按职业不同编成了不同种类的户籍，比如军籍、民籍、匠籍、医籍等。

        这些户籍类型世代传承，没有特殊情况，轻易很难改变。以军户为例，虽然为明朝提供了稳定的兵源，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阶级的固化。在军户制度下，一旦被编入军籍，世世代代都将受到严格的限制，要想改从它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洪武二十二年就下了一道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根据顾起元所写的《客座赘语》记载，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足以见得军户受到的人身限制有多么严苛。为了避免军役波及自己的子孙，普通民户也不愿意同军户通婚，这导致军户的择偶圈子十分小，很多人到了三四十岁都难以成婚。此外，军户的生活状况也很不理想，屯田土地被侵吞，军饷被克扣的现象十分严重。再加上边班制与京操制让士兵“北人而南，南人而北”、 “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病” 、“长解负累，有死于沟壑，而莫知之者”。面对如此困境，明代军户无不期盼着能够脱离军籍，逃离苦海。那么在严苛的军户制度下，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摆脱军籍呢？办法大概有合法和非法两种途径。

        合法的途径就是得到皇帝特恩，从而免除兵籍。要想得到皇帝的特恩，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有成，成为国家认可的人才。比如在洪武二十三年，潮州生员陈质的父亲去世，按例陈质应该补充其父空缺充军入伍。可是朱元璋却认为“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从而特许免除了陈质的军籍。根据《明经世文编》记载，在宣德年间，明朝颁布了《军政条例》，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

        这个条例将读书免除军籍这一渠道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军户内只存一丁，且有生员的科名，同时还要通过翰林院的考试，方能除去军籍。所以说，在明朝读书是真的可以改变自己以及子孙后代命运的。不过读书解除军籍的路子看似美好，但实际上极难实现，通过翰林院的考试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大部分普通军户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逃跑。

        为了对付逃军现象，明政府制定了专门的清勾制度加以应对。清勾制度其实就是清军和勾军两个制度的统称。清军是指清点军籍，稽查军伍空虚的情况；勾军是在清军发现空缺后的对应措施，分为跟捕与勾补两种。跟捕是追捕逃跑的本军，勾补是到军户原籍勾取人丁进行补充。如果正军家中无人，就勾取他的族人充数，总而言之，一定要保证军队人员充足。由于跟捕难度太大，所以在明朝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勾补家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士兵逃跑，明朝官府多半不会下力气追捕他，而是直接到他家里抽取另一人来顶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清勾御史和地方官员们往往不会善待军户，顶替之人的境遇悲惨之极。实无异于驱而纳诸死地也。故先此清勾之年，多有自抉其耳目，自残其肢体，遂成痼疾，甘为废人。自背其妻子，自弃其田庐，鼠窜他乡，遂填沟壑。其孤单稚幼不得己从解者，祖哭其孙，母号其子，一军就途，哭声载道。所以说，在清勾制度的约束下，要想做逃军，要么想办法拖家带口一起逃走，要么就得让亲人替自己承受苦难。

        根据《明宣宗实录》的记载，士兵逃亡后“有诈为死者；有更名充吏卒贴书，倚官害民者；有为僧道生员者；有投豪势官民为家人佃户，行财生理者；有隐其丁口寄于别户，并于外境立民籍者。”

        明朝中后期，由于卫所士兵大量逃亡，为了补充军队，明廷不得不大规模实施募兵制。由于募兵的待遇比卫所士兵好了很多，既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也没有身份上的诸多限制，只要安心打仗就行。因此本来隶属军籍的士兵中有很多逃离军籍，加入到招募的队伍中去，摇身一变成为募兵。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僧籍与道籍制度，对和尚道士的控制相对严格。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项制度名存实亡。寺院、宫观渐渐变成了无籍之徒的避难所。宣德十年就有一份奏折指出：“近年军民之家，通逃、规避税摇，冒为僧道，累以万计。”之所以这么多人在逃亡后选择去做和尚道士，主要是因为僧道“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货殖而财用有余，故人皆乐为之。”能够不劳而获，寺院和宫观自然成了逃亡者十分喜欢的去处。

        士兵在逃跑后，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敢跑回原籍的。很多时候无处傍身的他们只能聚集在一起，成为强盗。永乐元年五月，成祖就勑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说：“比闻大宁诸卫官军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更有甚者，碰到饥荒年景，这些士兵在逃跑后还会和饥民联合起来，成为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力量。

        明朝世代沿袭的军户制度虽然在前期给王朝带去了很多实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军户地位低下、负担沉重，边班制与京操制更是让士兵苦不堪言。

        军户子弟虽然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摆脱军籍，但能做到的毕竟寥寥。为了自由和生存，他们中的大多只能选择逃亡。在逃跑后，他们的出路各不相同，但由于成为了无籍之徒，他们基本上也只能过着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的生活了。

        《明史》记载，明朝建立后，“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这就是说，朱元璋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卫所，军户们就被编入各个卫所之中充当卫所兵。之所以叫“卫所”，是因为这套体系是由“卫”和“所”这两种基本的建制组成的。按明朝的制度，中央设五军都督府，把全国各省分为五大片区，由五军都督府分片管辖。每个省设一名“都指挥使”，负责管辖本省的卫所，相当于现在的军一级建制。每个省又被分成若干个“卫”，每个“卫”设“卫指挥使”，相当于现在的师一级建制。每个“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小旗”是这套卫所制度的最基层编制，下辖十名士兵。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阳和卫，属山西行都指挥使司。

        宣德五年，分直隶及山西等处卫所添设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宣府前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怀安卫、开平卫、延庆左卫旧属北平行都司，后改、延庆右卫旧属北平都司，后改、龙门卫、保安卫旧属前府，后改、保安右卫旧属前府，后改、蔚州卫、永甯卫、怀来卫、兴和千户所、美峪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旧属山西都司，后改、四海冶千户所、长安千户所、云川千户所、龙门千户所。

山西都司

        旧有太原三护卫，后革。蒲州千户所，改属直隶，广昌千户所，改属万全都司。

        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沈阳中护卫后设、汾州卫后设、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保德州千户所，已下添设偏头关千户所、磁州千户所、甯武千户所、八角千户所、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添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代府群牧所。

山西行都司所辖范围

        旧有蔚州卫，后改属万全都司。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大同后卫、朔州卫，由山西大同等处卫所调改及添设：镇虏卫、安东中屯卫、阳和卫、玉林卫、高山卫、云川卫、天城卫。正统三年三月，置威远卫。成化十七年三月置平虏卫。另领山阴千户所、马邑千户所、成化二十一年置井坪守御千户所。至此，山西行都司所属卫所基本固定，领有十四卫和三个守御千户所，即十七卫所。

        阳和卫城，高山卫附，洪武三十一年筑，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壕深三丈。门三：东曰成安，西曰成武，南曰迎宣。上各连楼，窝铺十四座。外各连月城，东半属阳和卫，西半属高山卫。

        建筑卫城的同时，需要建设屯兵堡。为方便屯守，一些离卫城较远的地方，还需建设军屯，供军士屯住，以一百名军士建立一屯，即一个百户所建一屯。明制，军士入伍，妻子等家属随同，此外，要求每位军士带一名随伺，称作余丁或军余。这样一名军士实际就是一户，至少有三口人，一个百户屯，至少有三百余人。在大同北部，今天的右玉、左云、新荣区、阳高、天镇及河北省阳原等地，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屯群落。

        东井堡就是阳和卫卫城以南一处扼守通往京城官道上的重要军屯地。

        据《大同府志》载，到正德年间，大同镇所属各卫军堡共三十一堡（名称略），其中阳和卫三堡，即白登堡、关头堡、猫儿庄堡，其中猫儿庄堡为本卫哨马营。

        除军堡外，正统以后，民堡也在大同地区兴起，由于蒙古骑兵不断侵入抢掠，许多村庄或一村建一堡，或者几村合建一堡，一旦边关有警，村民等全部进入堡内，关闭堡门，设民丁自御。据明正德《大同府志》载，除三十一座明确记载为军堡外，在大同府统御地区，尚有土堡七百九十二座。

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官员称谓及其品级

        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其下属有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其下属为吏目；百户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

        明末大同镇阳和卫军屯李鹏、李宁二公遣离子嗣尚昇、尚贤及族人历史背景：

        明末，姜瓖任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李自成攻克太原 ，降大顺政权。

        1644年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李自成迫至京师城下。

        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外城，直逼皇宫。十九日破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

        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由明将吴三桂开关迎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

        同年四月清将恭顺侯吴顺华率兵攻大同，六月初六日姜瓖杀大顺守将张天琳，降清英亲王阿济格。

        1644年九月清顺治帝福临从盛京入关到北京。十月初一颁登基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顺治五年姜瓖得知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于大同起义归南明，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耿焞逃往阳和，家眷被姜瓖处死。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阿济格载红衣大炮急赴大同，沿途扫清大同府周边州县姜瓖所部，直逼大同城，阳和卫东井堡扼守清军进军要道，兵锋所向，鹏、宁所在军屯地首当其冲，战争结局清军胜。

        姜瓖反清复明前夕，鉴于时局动荡，军情多变，朝代更替的严峻复杂环境，为保全后人，接续香火，据怀仁神嘴窝村《李氏家谱》记载，顺治五年（1648）初秋，时任明山西行都司阳和卫东井堡（集）军屯地千户总李宁（李尚贤之父）与其兄（叔伯或堂兄）李鹏（李尚昇之父）在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生死存亡战争险恶环境中前路未卜，生死难料，于是秘密计议，做出一个大胆且冒险的决定，并立即果断实施，这个决定就是由军屯地秘密遣散二公之子李尚昇、李尚贤等族人，尚昇、尚贤兄弟即由鹏、宁二公派军中族亲隐秘护送，沿途机警疾行，辗转跋涉，风尘仆仆，连日赶路，几日后（东井堡——神嘴窝村约100余公里，）最终落脚大同府桑干河畔神嘴窝村定居下来。尚贤娶同村大户杨氏为妻，尚昇（阳和卫有妻室）、尚贤就此成为怀仁神嘴窝村一世祖，居此繁衍生息。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四日阿济格率清军到大同城下，进行围剿。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姜瓖部下总兵杨振威带六百官兵发动兵变，杀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受降。次日，清军入城，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多尔衮“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筑城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大炮攻破，尽行诛戮。”城墙高度拆除五尺。

        鹏、宁二公结局如何？已无实据可靠，若战败被俘仍活在人世，时过境迁，斗转星移，总会传出一些口信，结论是二人音讯全无，不知所终。同样，二公当时在明军中军职官阶亦无实据佐证，后人记录这段历史留下一些未解谜团，引发诸多遐想。同时，也促使族人继续探究二公在明清风云际会中的足迹，本真记录这段家族史进行不懈探索。

        从清顺治帝入关，多尔衮屠大同城至公元21世纪16年代，三百六十余年间，怀仁神嘴窝村《李氏家谱》谱录自一世尚昇、尚贤二公始，至今神嘴窝村李门已繁衍十五代，计约1100余口，勤劳继世，耕读传家，人丁兴旺。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催生了鹏、宁二公做出果断决定，以睿智舍己的担当，结束了作为明帝国军户的宿命，保全了生命的种子，开启了后人新的农耕生活，時至今日仍在这片黄土地生根开花，开枝散叶。

        鹏、宁二公被后人尊为阳和卫先祖，“保招魂”至神嘴窝村奉祀。

作者：村夫_f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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